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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则臣北上物的美学与考古学

2019-04-17 05:41 军事

《北上》是作家徐则臣潜心4年创作完成的,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,讲述了产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“秘史”。书写如此厚重的题材,到底如何展开肯定是颇费心思的。

2014年京杭大运河济宁段运河故道发掘出了1艘沉船和大量文物,对此,《北上》作者有着考古学式的“不厌其烦”的罗列。物的排列,让人生出思古之幽情,但物与物之间毫无逻辑的排列和它们的毫无生气,只会让人震惊和寒意。明显,要想恢复它们的生气,仅仅靠考古学的鉴定与推测是远远不够的,这些都是沉入历史深处、沉默不闻的遗存。这也正是作品中的人物、考古学家胡念之面对出土文物时一筹莫展的重要原因之所在。

一个遗迹,如果不能从中解读出故事来,便只具有编年史的意义,徐则臣深谙于此。因此,紧随这些发掘出来的文物以后,他出现了一封信——济宁运河附近居民发掘出来的一封百余年前的信,而且是意大利人写的。一件瓷器、一个镇尺,与一封信之间,具有了某种隐秘的关联或联系。对这类联系,素以科学和严谨著称的考古学是无能为力的。这类联系的建立是文学家的任务。《北上》的写作,从一开始,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从考古学到文学的转变。或许这个时候,只有文学,借助历史,才能使运河真正生动起来。

从这个角度看,是文学使考古学和历史学之间建立起了联系:文学是历史的灵韵之所在。小说最后,只有当考古学家胡念之放弃考古学家的立场和观点,从家族史角度去观察的时候,才最终建立起上述文物和那封信之间的隐蔽联系。这当中真正发挥力量的,显然是文学及其叙事能力。

应该说,徐则臣不是在做运河的考古学,也不是要做运河的历史书写,他想做的是通过与运河有关的物与物之间的联系,建立起一种想象和叙事维度,借此表现他对运河与人关系的思考。他的立足点在关系上,而不是运河本身。对一条河流而言,真正使其具有灵魂的不是自然风物;对运河而言,真正使运河饱满起来、有其骨骼和血肉的,是围绕或者说附着于运河上的故事。换言之,只有人和人的活动,才能赋予运河灵魂。

就考古学而言,当然要建立起物与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科学推测,但就文学而言,却尽可以模糊。历史,离开了人或故事的历史,只能是冰冷的和没有生气的存在。而这可能就是徐则臣所要表现的运河的魂,也是让人感动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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